石榴园、北关、北街、大众桥是这个城市里我再熟悉不过的地方。在这座新不新、旧不旧的城市里，有很多玄妙的地方，如果你没有特别的功利之心，在这些地方走一走，还是蛮有味道的。到了年，可能是邓副总理的工作抓得卓有成效，城市的供应逐渐好了起来。买东西虽然还未脱离本本和票票，但如果肯花钱，没有那些玩艺，也不是绝对办不到。大众桥头有几处小摊贩卖糖糕、油馍、胡辣汤，用菜籽油加点明矾炸出来的油馍暄暄腾腾，焦黄可爱。我已过了长身体的阶段，但看到这些诱人的小吃，还是食欲大增。
说我停止了长身体，是按照国人的老规矩说的，结了婚，成家立业，就得准备繁衍下一代。对于未来的儿女们仍说自己长身体的话岂不有失体统。“十岁的神童，二十岁的才子，三十岁的平庸，四十岁的老不死……”按此说法，我距离“平庸”已经不算太远了，想到这些，心里就着急上火，一上火，就想“走溜儿”，也就是散步。我经常去的地方，就是卫河的两岸、北街、北关这一带。
对于李敏来说结不结婚都一样，只不过从家里搬到我这里来，换个地方住而已。她没事就往师院跑，看看家里缺点什么菜，或者弟妹们有些什么事需要她帮忙。所有这些我都不干涉，我觉得什么事都得顺其自然，别勉强。故国神游，我养成了独立思考、独立做事的习惯。
新乡市教育局就在北关一条窄窄的巷子里。不大的门面乍一看像住家，其实里面也是三进三出的河南特有的磨砖对缝的青砖小楼。主楼四层，两厢的小楼层，天井中央还有一座小木桥。教育局所占的这处房产据说也是某某大财主的。那时候地面上不安静，常有打家劫舍的，为了安全起见，门要修得小，窗户要开得高。
年，我转学到一中，妈妈曾带我到这里办理转学的第一道手续，所以我对这所古香古色的教育局记得特别深刻。连操着林县口音的教育局长，都没齿不忘。听妈妈讲，这位教育局长和一中的王校长正在闹意见。所以妈妈为了我的事，还真费了一番口舌，好在他们仨人的行政级别都是十四级，同朝为官，妈妈还是将他们说服了。这些点滴小事，说话间已经过去九年了。现在局长、校长都恢复了原职，仍然在闹意见，可妈妈已“乘风归去”，只剩下我这个“平庸”在这里走来走去。
新乡市教育局
教育局所在的巷子对面是十八中，属区办中学，其实是小学“戴帽”，只有初中，我在一中的一位同学在此教书。闲着没事，我就到她那里去坐坐。她住校,有半间房。我和她聊的话题大多是同学，这个人如何，那个人如何，谁和谁结婚了，谁和谁又吹了。
年“五一”和“十一”，弟弟和妹妹相继结婚。弟弟没有自己的房子，赁了一间别人家的房，住在自由路卫河边。妹妹在单位分到了一间房，她把家安在这间房里。医院的产房，医院医院后，医院的产房就改成了宿舍。妇科病房和我们原来的家所在的两排平房都归了卫生学校。
妹夫也是北京铁二中的学生，比我低两届，他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北京航空学校。年，因他父亲问题未解决，被分配到了新乡市一家机床厂当车工。他和妹妹从认识到成为夫妻，多多少少都和我有些瓜葛，所以我这个老丈哥每次到他们的新家，都会受到格外的款待。我到妹妹家去，产房和妇科病房中间有一块篮球场大的空地，空地上那棵老槐树虬枝老干的，从静泉中学时期起一直挺立到现在，可谓阅人多矣。如果它要成了精，能够看到人的灵魂，并做出点相应的举动那该有多好啊……我每次见到这棵老槐树都会产生这种奇怪的想法。
我自结婚以来，日子过得平淡无奇，李敏也怀不了孕，这可能跟我挨打有关系。没有后代，我倒不特别在乎，妈妈有了我们三个又怎么样，如果她能看到我们在人世间如此受罪，说不定她也会改变初衷。我当时的这个想法，后来竟然变得很“摩登”，颇有点“后现代”的味道。没有孩子的拖累，就使我在工作之余仍然有很多的精力。我想走文学之路，甚至还写了几篇小短文，可是这个念头很快就被打消了。那时提倡的是《艳阳天》和《金光大道》那种气势恢宏的东西，拿我的文章和这些作品一比，我便会自惭形秽。学摄影买不起相机，学音乐没这份天赋，最后决定学美术。
户县农民画《公社鱼塘》
当时陕西户县的农民画正大行其道，全国美术展也是年年办。学美术，进，可以搞主题性绘画；退，可以画些花鸟鱼虫，自娱自乐，谁也奈何不了我。还有—层，学美术要有基本功，掌握这些基本功非常繁难，可一旦掌握了就终身受用。画什么不是主要的，关键是怎么画。打定主意，就开始做准备工作。首先是找老师，这就跟学武术一样，拜师才能学艺：你是武当派，还是少林派，见面两人抱拳，报出姓名，说出法号，一交手，便知对方的底里，噢！原来都是一个师傅……我当时对美术并不懂，但学艺的程序，我却滚瓜烂熟。这些知识都来源于旧小说。
以前听李益民说过，在他的麾下有一名才子，叫程明戟，是老高一的学生。他跟我说时，我并没在意。两派打得不可开交，谁还有那份闲心关心什么才子。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，可能是这位才子又有了新的举动，益民又跟我说起他，说此人跟他们学校的一名才女的姐姐毕明明有一段恋情。毕明明的父亲是原某代号的党委书记，“文革”中自然家道中落，毕明明的大小姐脾气也没法摆了，只好跟着程明戟下到小朱庄。程明戟利用业余时间画油画，房前、屋后、麦间地，他都画了个遍，让毕明明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在那个乱哄哄的年代，两个人支起一片小小的艺术天地。等到我想学画画时，毕明明已经离开了程明戟。她父亲老毕已经恢复了工作，担任了某局局长。
职务恢复，老毕就干涉起儿女们的个人生活，下了死命令，不许毕明明再跟程明戟来往，否则将会如何如何……女儿顶不住父亲的巨大压力，只好和程明戟说再见。程明戟的父亲是个老知识分子，解放前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，回国后在国民党的工业部门当过几天教官。年反右时，把他这段历史给翻腾出来了，定为“历史反革命”，被开除了公职。从此这位平原师院化学系的教授就流落街头，靠给一些街道办的小化工厂设计个配方什么的维持生活。程明戟的母亲原本也是大家闺秀，自丈夫丢了公职，她在教育战线也待不住了，只好调到了地区医药公司当个小职员，和我继母在同一单位。
平原师院老化学实验楼，年落成
益民说程明戟有才，是因为初中考高中时，他的语文竟考了个一百分，这在新乡市是从未有过的。还有就是他的绘画功夫好。年“自然灾害”期间，程明戟为了缓和家里的压力，就买点红绿纸给别人画灶王爷，写春联。靠着这点本事，他解决了自己上学所需的书本费问题。五中的美术老师看他很有才气就努力培养他。“文革”前夕，他的素描、水彩、水粉、油画在新乡市已是首屈一指。“文革”爆发后，以他当时的家庭背景，肯定参加不了派性斗争，但他的绘画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。那时单位无论大小，都得在影壁墙上画毛主席像，他的这个本事不但派上了用场，还让他小赚了一笔。
我到益民家把我想学美术的事告诉他，他答应给我引见程明戟。并告诉我程明戟回城后，在蔬菜公司当售货员，他工作的那菜站离我现在的家不远，在平原路饮马口蔬菜供应站。这时已经是年的夏季了，为了学美术，我想尽快找到他。可越着急越不行，我到菜站去了两三次都没有碰到他，不是说他上郑州了，就是说他和市文化宫的工农兵书画小组到下面去体验生活了。菜站的人让我先到楼上去找他老婆，跟他老婆挂个号，约个时间，这样就不会扑空了。
三顾茅庐之后，终于见到了程明戟。这位艺术家光了脊梁，汗流浃背地摆弄眼前那几根铁条，他正在给他未来的孩子焊儿童车。他人很瘦，个儿却很高，一副白托眼镜架在消瘦的鼻子上，他边干着活儿，边跟我聊。他想打消我学美术的念头：“人过三十不学艺，你还学这劳什子干什么。学画画很苦，你知道吗？”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手艺人都巴不得自已广收门徒，扩大影响，他却叫我不要学。我很坚决地表了态，告诉他，我想干的事，非得干成不可。他又说：“你爸是个老干部，将来问题解决，你还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！”
“没那么简单，我爸又娶继母了，即使他平反了，我也未必能沾多少光。”“这我知道，你继母在医药公司可是个人物……”我看他想说我继母的坏话，忙说：“你知，我知，天知，地知，子不言父过，儿不嫌母丑，你也就别操这份闲心了。”
他听我这么一说，把烟卷头从嘴边拿开，眼睛一挤，嘿嘿地朝我笑起来。我看到他的大门牙像上了彩釉，又黑又黄。我问他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。
“拜师学艺得有点规矩啊！”
“你就免了罢，细论起来，你还长我两岁，以后咱俩就称兄道弟吧。”他沉吟了半晌后又说，“你能不能帮我搞点十毫米的钢管，钢筋条太软，既不好焊，又不好用。”我想到厂里的废料库有的是这种玩艺，便答应他了。
等我把钢管拿来，他又说，能不能帮他把小孩车上的几个饰物电镀一下，否则不好看。我二话没说，抄起东西就走。每次帮他干完，他也不说声谢，只是笑眯眯地瞧着我，不过他已经把我请进屋里，让我看他的几幅作品，还借给我两本书：一本是《王朝闻论艺术》，一本是罗丹的《艺术论》。当我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所需的东西送去时，我和他的关系也渐渐地铁了起来。
夏季雨后，一中分外美丽，三排教室前烂砖头铺起的甬路上汪出大大小小的许多水坑，被雨水打落的合欢树的叶子静静地躺在水凹里，四脚朝天地看着天上的白云。大字报早已经没有了，但是墙上的糨糊似乎特别顽固，已经霉变了，黑糊糊地泛着绿头，苔藓类植物开始在上面做窝。用墨汁直接写在水泥地和石砌的乒兵球台上的大标语，仍依稀可辨。学生已经放暑假了，学校静得出奇，我这会儿来一中，那感觉就像是凭吊旧战场。虽见不到苍山如海，残阳如血的战后沙场，但心里却别有一番滋味。当年打打杀杀的声音已经没有了。年恢复招生以后，学生们和我们已不属于同一个时代；我们当时的那种生活他们再也体验不到了。虽然运动从未间断过，但人的心气儿却大不相同了。波澜壮阔、血雨腥风已经成为一种回忆。
我又想起了当年和我一起挨打，死去的董运生。当初打董运生时，参加刑讯的惟一一位女生刘兰琴在分配工作后不久就死了。医生说她死于突发性心脏病，可一中的同学们并不这么认为，说她是被董运生的魂给抓走了，更有甚者，说董运生把刘兰琴捉去当了压寨夫人，证据是董运生死后，他挨打的那间房总是夜闻鬼哭，刘兰琴死后，这个哭声就没有了。同学们还提到我说我没死，所以审讯我的金未只断了一条胳膊。如果我也死了，金未肯定活不了。他们还问我是不是这么回事，我漫应之曰：“我又没死，我怎么知道，阴阳两界岂能臆测！”
我参加一中的地下写生班。
我到一中来是为了参加程明戟组织的地下写生班。十来个年轻人聚在一起轮流当模特，程明戟当老师给大家讲解素描的要领。我是第一次来这里，按规矩我必须先当模特。参加这个学习班的，大多数是十六七岁的孩子，最小的一个不过十二岁。起初我还真有点别扭，大家眼巴巴地看着我，弄得我很窘，不过从此时起我又踏上了艺术之路。这间屋子我很熟悉，当初我们班排练《红军不怕远征难》就在这里，后来改成了体育器械储藏室。至今，墙角处还堆了不少体操垫、木马杠铃和破篮球。能借用这间房，是因为有位学画者的父亲就在一中当体育老师。写生班里有棉纺厂的女工，有中华戏院画布景的美工，有在校生，还有一个是老红军的儿子……我问程明戟：“你不是说你坚决不和干部子弟来往吗？”
他说：“那也不尽然，确实有才气的我也不能把他们拒之门外。”
我说：“恐怕不仅如此吧？我看他没少给你送烟。”当时的高级烟都凭票购买。
“我并不要求他们这样做，一切随缘。”他说。
画模特和画石膏交替进行。基础课先画几何形体，再就是静物，石膏头像和头部写生已经是中级阶段的课程。从这一点上讲，程明戟的教学还是很正规的，我上来就画头部素描，肯定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。一同的小伙伴见到我的画就笑，我自己也觉得挺没趣，可是丢不起人就别学习。明戟看到我的画，并不笑话我，告诉我除了每天晚上画两个小时模特之外，自己还要在家里用功。可是石膏头像十分难找，明戟将他自己的那个奥古斯都的半面头像借给我，我便在家里挑灯夜战起来。弄得李敏晚上也睡不好觉。李敏并没有埋怨，只要是为了学习，她都不会反对。
夏天很热，我只有一把扇子，在外面的半间房里，一边扇扇子，一边画画，连蚊子叮咬都顾不上了。这一招还真灵，我的素描水平眼见着往上长，奥古斯都画完了，我又跟明戟说想换一个。他说按理应该画大卫或伏尔泰，可惜他都没有，有的学校以前有，但“文革”期间都给砸了。小灶吃不成了，继续跟着人家在晚上画素描。
我们画画在一个地方不能呆得太久，否则人家单位就会有意见。二百瓦的灯泡在当时是过于奢侈了，漆黑的夜，只有一间房屋光芒四射，恍如白昼，会引起别人的注意，弄不好还会有人去报案。有时我们画着画着，就会有公安局的人来探看。于是我们又不得不转移阵地。有时只画到一半就被别人撵走了，大家只好背起画夹子，骑上自行车，像夜行的老鼠一样奔赴下一个据点。这还算好的，最怕的是停电。
新乡市在这个时候还特别爱停电，有时停十来分半个小时,有时一停就是一宿。停电时间的长短，大家摸不准，又不愿意浪费那样一个美好的夜晚，就边等电边聊大天。程明戟真能说，古今中外没有他不知道的，从西方美术史讲到中国的山水画，从苏联的契斯嘉柯夫画廊讲到法国的卢浮宫。他说的这些无论对错，反正小青年们也听不出来，大家仰着脖，托着腮帮子，听得如醉如痴。正因为有那时的努力，恢复高考后，这些人全部考入了各级美术院校。又过了二十年，程明戟的有些学生已经成了大学的副教授了。程明戟确实干了一件好事。
聊完正事，程明戟也说一点荤段子，说有一个乡下人到城里去打工，天阴下雨无活可干，就给媳妇写信，他识字不多，凡是他不会写的字就用烟头烫个窟窿，媳妇收到信后念道：“天阴下雨想娘子的……窟窿……”或者发表些反动言论。说他当年画灶王爷卖灶王爷时，被警察抓住了，在派出所里被吊起来打，打的他是“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”，放出来以后，回家不敢说实话，怕妈妈心酸，只说跟小朋友打架或者自己不小心摔到沟里去了。说到这里他就把牙咬得咯咯直晌，告诉学生们说他的下等人脾气就是那时培养起来的。
既然想学美术,在经济上就必须有所投入。我和李敏的工资加在一块不足八十元，油画颜料平均一管要五六毛钱，画油画，锌白用得最费，一大管锌白就要五元钱。布用不起，我就自己做油画纸，买些白卡纸，用立德粉加乳胶在纸上刷，一次刷他个五六张铺在屋子里阴干，弄得家里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了。李敏也担心不小心踩着这些纸，惹我不高兴，就在屋子里跳来跳去……画油画还得做油画箱，这回李敏可派上了用场。我把图纸画好后交给她，她将图纸拿到乐器厂求手艺高强的老师傅做，画箱做好后，再过六遍清漆，比市场上出售的好得多。李敏怕我把新画箱磕坏，就用白帆布做了一个大挎兜，让我出去写生时背着它。邻居们都不太理解，有家室的人了还那么爱玩。（未完待续）
消息来源：新乡文化研究